教学目的：通过对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讨论，使学生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
教学重点与难点：关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与发展，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以及对“与时俱进”和“理论创新”两个基本概念科学含义的正确把握。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最早倡导者。1929年6月14日，他在写给林彪的信中，首次使用了“思想路线”一词。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思想路线”的概念。1937年7、8月间撰写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从哲学上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实事求是”的概念，提倡“共产党员要做实事求是的模范”，并提出了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命题。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第一次对“实事求是”的概念作了科学解释，把实事求是提高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态度和党性原则的高度。这标志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形成。
中共七大把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确立为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党的七大以后，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继续发展与丰富。
令人遺憾的是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逐渐背离了他自己所倡导的实事思想路线，陷入了盲目进的错误泥潭，出现了巨大偏差和失误。1958年，他不頋实际情况，发动了盲目追赶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的大跃进运动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运动，使国民经济遭受重大损失，造成了连续三年的大饥荒。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那里的情况与中国迥然不同，如何用它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就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毛泽东创造性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中国的话语形式把马克思主义精髓概括为“实事求是”。
从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提出，到这一思想确立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历时近20个春秋，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冲破教条主义束缚，不断进行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的历程。
1921年7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马克思主义成了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基础。然而，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那里的情况与中国迥然不同，如何用它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就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以中国的话语形式把马克思主义精髓概括为“实事求是”。正是在这一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中国革命和建设才走上了成功之路。
1920年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模仿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翌年，党的“一大”简单照搬马克思主义原理制定了“三大”纲领。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运用。
1922年7月，党的“二大”召开，确立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并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由于我们党当时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还没有清楚的认识，造成了后来党内忽左忽右的路线错误。先是有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地放弃了党对革命的领导权，导致大革命失败。后来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又长期统治党中央领导机关。这些错误使革命付出了沉重代价。直到遵义会议，我们党才在军事与组织路线上解决了错误问题，但思想路线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变得聪明起来了。正是毛泽东比较早地认识到，要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首先必须有正确的思想路线，必须在思想上理论上来一个大转变.该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两个要素，一是科学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二是充分了解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正确的理论，指导革命实践。
那么，如何了解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呢?在毛泽东看来，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深入调查研究。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既要读“有字之书”，又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在革命中，就是中国的国情、中国革命的实践。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更加深切地体会到，“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木的根据”。
1927年初，毛泽东开始亲手从农村农民运动中系统收集材料，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他在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醋陵、长沙五县做了调查，在此基础上写成了光辉的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领部队上了井冈山，在永新、宁冈等地做了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经会昌来到寻乌城，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在此基础上，他写出了长达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其资料之翔实、内容之丰富、分析之透彻，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令人赞叹不已。
正是在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30年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教条主义，明确提出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这实际上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
“实事求是”并不是毛泽东的发明创造，它是中国的一句古话。在汉代，“实事求是”指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清代阮元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儒学进行了新的解释，“实事求是”在此已经多少具有了近代的实证科学精神。建于宋代的长沙岳麓书院的讲堂正门上方有一幅巨匾，书写着“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岳麓书院的学风，也是近代湖南学子追求的学风。毛泽东从1916年到1917年曾两次在岳麓书院居住和学习，深受“实事求是”学风的影响。
尽管在毛泽东的脑海里，“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已经形成，但要把它变成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并非一件易事。
1935年l月，遵义会议召开，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标志着党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此后，党内一些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逐渐认识到毛泽东倡导的这一思想方法的重要性。但这一思想方法并没有被广泛接受，教条主义在党内仍然很有影响。
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在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错误的抗战路线。不过，这次他不是“左”，而是右。他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反对毛泽东的全面抗战路线。一些同志不辨真伪，以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就是圣经，以为王明的主张是正确的。12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1938年9至11月，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新指示，他在所作的《国际报告》中说:国际认为“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形成亲密团结的空气。”到这时，毛泽东在思想路线上的领导地位才真正确立下来。
正是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并做了深入阐述。他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对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此后，为了从理论上深入阐述“实事求是”的思想，毛泽东写了《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进一步强调深入实践、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环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奠定了哲学基础。
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概念。他说:“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
应当说，到1940年前后，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证实了“实事求是”是我们党惟一正确的思想路线，而且这一思想路线已经被我们党的高层领导同志所普遍接受。
但是，如何在全党范围内确立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的指导地位，仍然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毛泽东做了大量工作。为了使广大党员干部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他嘱咐张闻天、何凯丰等同志，要做个唐三藏，把真经取回来，即把外文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过来。他还经常给干部群众做演讲，用喜闻乐见的形式给大家讲授马克思主义。凡是听过他讲课的人，都会觉得那是一种艺术享受。
1941年的冬天，当延安小沟坪山脚下中央党校大礼堂将要竣工时，党校的负责同志想在正面挂个题词，于是就找到毛泽东。毛泽东沉思片刻，瞬间挥毫，“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跃然纸上。直到今天，“实事求是”仍然是中央党校的校训。在延安革命纪念馆保存的毛泽东当年题写“实事求是”的石刻，将永远记载着我们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发展的足迹，在历史的空间熠熠生辉。
从1941年起，我们党在高级干部中开展了一场整风运动。5月，毛泽东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整风动员报告。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对“实事求是”做了完整的科学的阐释。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
“求’就是我们去研究。”9、10月间，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问题，在中央领导层达成基本一致的认识。从1942年春天起，我们党又在全党范围内正式开展了整风运动。整个运动历时3年，其广度与深度在我们党的历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是空前的，是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伟大创举。通过整风，全党思想达到了空前统一。1945年，党的“七大”把“实事求是”确立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从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提出，到这一思想确立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历时近20个春秋，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冲破教条主义束缚，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并提，作为新时期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进一步强调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这就为“实事求是”的思想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
从我们党的历史看，“实事求是”的提出和以后的每一次突出强调，都必然伴随着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曾经确立过自己的一条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科学的思想路线，它是由毛泽东同志在20世纪40年代制定的。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全会的报告《论新阶段》中明确使用了“实事求是”这一命题。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这个概念的涵义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全新解释。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他要求，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实事，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1942年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使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理论联系实际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深入人心。1942年毛泽东为延安中央党校写了“实事求是”的题词。1945年党的七大将实事求是正式写入党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得到确立。
正是在这条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国以后，也是在这条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又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并且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惜的是，我们没有能一贯地做下去，自1957年以后，不同程度地离开了这条科学的思想路线，致使我们的工作出现了严重的失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了重大的曲折。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国民经济的“大跃进”运动；特别是1966年开始的延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了重大挫折。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邓小平重新复出。在百废待兴、千头万绪的繁杂工作中，他把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为最紧迫、最重要的任务摆在了最优先的地位，为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在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时候，当时遇到的最大的阻力是“两个凡是”的思想。在这个关键时期，邓小平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指出了应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他认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发展成为了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打破了长期盛行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冲击了“左”倾错误和“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这场大讨论为实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在党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这一方针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思想。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指出，全党必须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对党的思路线做了如下表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标志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得到了重新确立，并得到了发展。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总结了新的建设经验,依据新的实践需要,把与时俱进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联系起来,作为党的思路路线的基本点,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思路路线。
思想路线的实质,是用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才能制定和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才能制定和贯彻正确的战略、策略、方针与政策,才能形成科学的思想作风与工作作风。我们党的历史证明,思想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革命和建设事业成败的根本因素。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中,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引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对“两个凡是”的斗争中,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推进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使中国的社会主义走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进入新世纪,世界和中国出现了新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明显加快,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本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有新的发展。我们已经实现“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目标,从新世纪开始,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由于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明显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新世纪新阶段的重大课题。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党的自身状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情况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求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必须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就是与时代的步伐和要求一同前进。“谁也不能安于落后,落后就不能生存”(邓小平语)。把与时俱进纳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之中,正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邓小平把毛泽东概括的实事求是思想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和方法,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各个基本原理、基本观点之中,贯穿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全过程,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和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路路线,必须做到与时俱进。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因素,”把与时俱进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起,作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与时俱进要求创新,创新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形式。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内改革和建设的任务艰巨繁重、客观实际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的理论和实践没有创新,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就不可能前进,我们就不可能应对各种挑战。因此,必须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中,依据实践的要求不断进行创新。
创新是全面的,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方面的创新。其中理论创新是前提,是关键。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和其他方面的创新,从而推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发展。
理论创新必须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又要发展。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问题,总结新的实践经验,作出新的理论概括。理论创新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弘扬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理论创新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理论创新必须吸收人类精神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
即指导党的实践活动的思想方式和必须遵循的思想原则。我们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是: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它的核心是实事求是。我们党提出和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历了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党的幼年时期，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党的卓越领导人，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提出了许多光辉思想，写出了许多重要著作，但还没有提出思想路线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自觉地提出思想路线问题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其代表作是毛泽东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和《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提出，要坚决反对对于政治形势的唯心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唯心的指导，其纠正方法是:(1)教育党员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代替唯心的分析和估量。(2)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他第一次使用了思想路线的概念，并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口号出发，阐述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他还阐明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伟大真理。然而毛泽东提出的代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主张，没有被当时的党中央所接受，反而被批评为“狭隘经验论”。遵义会议后，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此后，毛泽东便致力于在全党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在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前期，他先后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论政策》等著作，一方面为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提供理论武器，另一方面总结实践中错误思想路线导致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并向全党提出解决思想路线、思想方法、学习方法的任务。他还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并以这个思想为线索概述了党的历史。1942年在党中央、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展了全党范围的延安整风运动，在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整顿党风、学风、文风，以解决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问题。延安整风最大的成就就是使全党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个根本方向。《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七大标志着全党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但是，思想路线问题的解决不是一劳永逸的，搞得不好还会出现反复。1958年“大跃进”的失误，就是因为违背了正确的思想路线，而“文化大革命”则极大地破坏了正确的思想路线。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现阶段，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要研究不断发展变化的错综复杂的具体事物，注意新情况、新问题；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和前提，突破已被实践证明不正确的或不适合变化了的情况的判断和结论，而不是用僵化的观点来裁判生活，使马克思主义随着生活前进，并指导生活前进。这既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两者统一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之中
二、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意义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意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过程中的运用、丰富和发展；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制定并贯彻执行正确得到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和提高领导能力的重要内容。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
江泽民同志在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后，突出强调“与时俱进”，既体现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脉相承的性质，又体现了结合新的实践发展的鲜明时代特征。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并且把“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作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第一个根本要求，强调“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是实践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立，是建立在19世纪中叶欧洲的工人运动、生产活动和科学实验三大实践基础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深刻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才揭示出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根据，即社会化大生产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发现了埋葬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即无产阶级；找到了通向未来社会的现实道路，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从而使社会主义理论具有了科学性和革命性。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工人运动的新经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科学发现的新成果，不断地修正原有观点，补充新的思想，完善自己理论。20世纪初，列宁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整体上由自由竞争转变成垄断这一现象，论证了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十月革命”后，列宁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探索了一条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20世纪下半叶，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总之，马克思主义在诞生至今一个半世纪的历程中，既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又实现了与时俱进。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基础上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它已经成为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因此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丢掉“老祖宗”，是错误的、有害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是与时俱进，我们还必须始终坚持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是错误的、有害的。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深入理解和把握这个精神，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创造活力，对于胜利完成新世纪党的三大历史任务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在新的阶段必须继续解放思想。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发展的科学，时代的不断前进、科学的迅猛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不断发展。
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代脉搏相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始终立足现实，以解决时代重大社会课题为己任，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使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呈现不同的发展阶段。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互动。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显著的特性，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源于实践，又用来指导实践，而实践总是处于不停的变动之中，马克思主义深厚的发展动力就在于社会革命和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最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以无数具体科学的研究成果为材料，并随着科学的进步而总结新经验、吸取新成果，以丰富自己的理论内容及其相应的理论形式。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15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它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错误思想，在世界工人运动中取得主导地位，并始终保持蓬勃的生机和活力，最根本的是它紧跟时代的步伐，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以保持自己学说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终身不断发展其科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一向以发展的观点对待自己的理论，总是根据新的实践和新的研究补充、修订、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其次，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在实践中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的同时，并没有恪守教条，而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是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界的光辉典范，不断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同时又使这一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与时俱进，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飞跃。
解放思想，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一是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在实践中发展创新的观点；二是以更加全面、深刻、具体的认识丰富、深化、补充马克思主义理论原来不够全面、不够深化、不够具体的认识；三是以对新事物的新认识填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白。无论何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都必须以解放思想为前提。
尊重实践，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决非脱离客观实际的主观臆想，而要严格以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密切关注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实践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最深刻的动因，发展马克思主义只能顺应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总结新经验，吸取新成果，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与时俱进、创新马克思主义就是要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用适合于新的历史条件的新经验、新知识、新原理来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其更加具有世界眼光和时代精神，并最大程度地满足新时代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科学理论的本质，一是求实，二是创新。当新的实践同原有理论中的某些结论产生了矛盾的时候，一个新的重大理论突破，能给实践以强有力的指导，既为实践的发展确定正确的方向，又能开辟新的实践领域，同时为动员最广大群众的参与新的实践提供精神动力，从而推进了社会的发展和变革。
正因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因此我们必须以发展的观点对待马克思主义，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而且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马克思主义只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孤立地静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要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党的理论和工作能否与时俱进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中国共产党摆脱了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坚持了先进性和增强了创造力，从而开创了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并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批评了“两个凡是”，不仅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还明确把解放思想作为实事求是的前提，丰富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中国共产党继续坚持了先进性和增强了创造力，从而保证了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的顺利进行，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并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在其80多年的历史中，正是在不断开拓创新中永葆了生机，焕发了青春。
江泽民同志号召全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要坚持创新、创新、再创新。在十六大报告中他指出：要“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
理论创新，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善于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不断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并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使党的基本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取得新的思想而向前发展。制度创新，就是要不断完善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各方面体制。科技创新，就是要使科学技术成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文化创新，就是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积极创新，以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在所有这一切创新中，理论创新是基础，是关键。其他一切创新都是在理论创新的指导和推动下进行的。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只要我们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就一定能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了判断改革开放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三条根本标准：“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重点突出了“有利于”，突出了以往容易被人们忽略的价值。从实际出发，用实践检验认识的真理性，这是真理标准问题；从人民利益出发，一切以有利于人民的利益为标准，这是价值标准问题。“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认识正确与否和审视实践效果的依据，把生产力标准和群众利益标准有机统一在实践标准之中，体现了从实际出发和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统一、真理标准与价值标准的统一。
关于“三个有利于标准”，主要把握：它是判断一切工作是非的标准，它是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
四、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在胜利完成拨乱反正和启动改革开放进程的基础上，党的十二大和十二届三中全会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不失时机地提出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和进行全面改革的纲领，由此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二次全国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545人，候补代表145人，代表全国3900多万党员。邓小平在大会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把全国各族人民凝聚在一起，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旗帜。
大会通过胡耀邦作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制定了全面开创新局面的奋斗纲领，确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附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会提出，从1981年到二十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为实现这个目标，在部署上，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为实现这一部署，大会规定，把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眼作为战顺点，并要抓紧制订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实施步骤。大会把二十世纪末的奋斗目标由原来的全面实现现代化改为达到小康水平，是符合我国经济落后和社会发展很不平衡的实际情况的。这是党中央全面分析我国的实际情况之后，作出的历史性决策。它从战略指导上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急于求成问题。
这次大会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在提出经济目标的同时，又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因此，在促进经济建设全面高涨的同时，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这些任务的提出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要求，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更加全面和深刻。
针对党的队伍中实际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等问题，大会还决定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和需要，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进一步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
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清除了十一大党章中“左”的能，选举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新党章规定，党中央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大会还根据新党章，选举出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中央领导层新老交替的过渡性机构，以发挥许多从第一线退下来的富有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主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
为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由彭真主持修改的宪法，对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作了较大修改，重新阐明了我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国家机构和内外基本政策。新宪法规定设立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国家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1983年6月，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李先念为国家主席，彭真为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选举邓小平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推向全国，农业生产终于摆脱长期停滞的困境。农作物大面积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一些高档消费品开始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在家庭联产承包制普遍实行的基础上，1983年10月，党中央作出决定，废除人民公社，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同时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群她自治组织。到1985年春，各地农村这项工作全部结束。随着农村经济开始朝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方向发展，大批剩余劳动力逐渐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从事工业和加工业，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一批新型中小城镇随之出现。到1987年，乡镇企业从业人数达到8805万人，产值达到4764亿元，第一次超过农业总产值。这是农村经济的一个历史性变化。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用自己的伟大创造和改革实践，为农村致富和逐步实现现代化开辟了一条新路。
在农村改革的推动下，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试点逐步扩大，要求全面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对外开放的扩大，使人们进一步看到，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在这种形势下，进行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充满生机和活力，显得更为迫切。
1984年10月20日，党召开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阐明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规定了改革的性质、基本任务和各项基本方针政策，明确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围绕这一基本任务，《决定》要求：把增强企业活力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是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是进行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此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国家对经济的计划管理权限逐步下放，缩小了指令性计划，扩大了指导性计划，到1987年，在生产领域中，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工业产品从改革前的120种减少到60种；流通领域中国家计划管理的商品从改革前的188种减少到23种。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和方式得到调整与改进，小商品和计划外商品都由市场调节。价格、税收、金融等经济杠杆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按照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国营企业改变统收统支的经营方式，生产经营自主权进一步扩大。到1987年，全国已有百分之八十的国营企业实行各娜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在企业内部，也进行以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增强了企业的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
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贯彻执行，比较单一的所有制结构有了很大改变。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继续加强；集体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企业和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国家的扶持和引导下，取得引人注目的发展。到1987年，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几乎为零上升到5.6％。全国城镇个体工商业等各行业从业人员由15万增加到569万。所有制结构的这种变化，为发展经济、方便人民生活和安置就业起了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农村改革继续深入。从1985年起，国家决定对粮食、棉花等少数重要农产品实行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合同收购以外的产品可以自由出售，或以协议价格卖给国家；其余多数农副产品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国家不再下达指令性计划。这就形成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并行的“双轨制”，改变了实行三十多年的统购派购制度，把农村经济逐步纳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轨道，促使传统农业进一步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向发展。
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科学技术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也提上日程。198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5月又作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明确了任务和方向。全面改革的开展进一步激发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等科学家向党中央提出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高技术的建议（后称“八六三计划”）。邓小平等领导人很快作出批示。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发展高技术的“八六三计划”，我国的科技事业得到极大推动。八十年代中后期，每秒一亿次的“银河”计算机系统、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离子加速器、同步辐射实验室、运载火箭发射卫星等一批高科技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教育事业也在牌中得到全面发展。根据邓小平1983年10月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示，教育改革主要是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改革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努力多出人才，出好人才。为此，教育事业经费逐年提高，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6．79％上升到1986年的12．12％。全国开始有计划地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在青壮年中基本扫除文盲，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也得到很大发展，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各类人才不断涌现出来。
根据党的十二大的决定，从1983年10月到1987年5月，分期分批进行了全面整党。经过这次整党，初步改变了“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党内思想、作风、组织不纯的状况，同时也积累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经验，推动了新时期党的建设。
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的新形势，邓小平一再提醒全党：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警惕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同时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决不能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越是改革开放，越要注意防止消极腐败现象的滋长，加强党的自身建设。1985年9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增选了一批新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邓小平在会上指出，新老干部都要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防止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并强调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专门作出决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规定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指导方针和根本任务，强调要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根据邓小平一系列讲话和党中央的决议，全党在努力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逐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广泛开展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教育、民主法制教育，促进各项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提倡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在执行“两个文明一起抓”方针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一贯的情况。胡耀邦积极推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但未能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给予应有的重视。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批评了胡耀邦的上述失误。会议批准胡耀邦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推选赵紫阳为代理总书记。同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确认了这项决定。
全面改革和党的领导的加强，推动了经济建设。1985年底，“六五”计划全面和超额完成。五年间，国民生产总值从4470亿元增加到8568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0％，超过原计划每年增长4—5％的速度；全国居民他消费水平从227元提高到406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平均欲提高8．7％，大大超过1953—1980年二十八年间平均每年提高2．6％的幅度。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趋于协调，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都有较大幅度增长，过去长期感到困扰的一些经济问题得到较好解决，为“七五”计划的顺利实施，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全面推进城乡改革的同时，对外开放逐步形成由沿海地区向内地滚动的格局。根据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党在外交政策方面也进行调整，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四个经济特区创建后，经受各种考验，取得显著成就，为进一步扩大开放积累了经验。1984年1月24日至2月15日，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和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先后题词肯定了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和特区建设的成就。他提出：特区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这就进一步明确了特区建设的指导思想。这年5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再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逐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快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步伐。从1985年起，又相继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批准海南建省并成为经济特区。这些地区为外商投资者提供优惠，充分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本地的优势，兴办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资企业，扩大对外贸易，加速经济发展。这样，沿海地区形成了包括约二亿人口的对外开放前沿地带，并进而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其中，走在前面的仍是经济特区。截至1989年底，五个经济特区实际利用外资41亿美元，占全国1/4以上;外贸出口达38．5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近1／10；工业总产值接近300亿元，是中国经济实力增长最快的地区。沿海地区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经过艰苦创业，逐步发展壮大，工业产值从1986年的3亿元增加到1988年的42亿元。天津、大连等几个较大工业城市的新增工业产值，几乎一半是由开发区创造的。
开放地域的扩大为进一步发展经济创造了条件。1988年1月，邓小平提出：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要放胆地干，加快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随后，国务院开始实施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即利用沿海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素质较好的优势，以“来料加工”等形式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必要的原材料，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以及劳动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相结合的产业，把加工的产品打入国际市场。这个发展战略的实施，使我国引进外资的规模迅速扩大，水平不断提高，为改革开放和价国民经济的加速发展起到了椎动作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迅速发展，使我国进出口总额大幅度增加，在世界所占位次明显提前。中国的社会主义额更加发展壮大。
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争取一个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越来越成为全党的共识。基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党中央作出一系列符合实际的判断，对外交方针政策进行了重要调整。最主要的是：
首先，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新的科学判断，改变了过去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进一步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科学依据。进从八十年代后，邓小平反复说明，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1985年3月，他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重要论断，强调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
根据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实行了战略性转变，在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有步骤地实现国防建设现代化。1985年6月，中国政府宣布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用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在裁军百万的同时，人民解放军的体制改革和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都加快了步伐。
第二，在对外政策和策略上，改变了过去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威胁而采取的“一条线”战略，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于一切国际事务，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坚定地站在世界和平力量一边，谁推行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发动战争就反对谁。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舰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正常关系，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不同为借口，对别国的主权和内政进行干涉。按照这样的方针，中国在坚定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同时，开展积极的双边和多边外交活动，广泛参与各种国际组织，增进对外交流与合作，改善和发展了同世界许多国家的关系。党中央还总结过去处理同外国党关系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不计较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四项原则”，恢复和发展了同许多国家或地区的政党或组织的关系。
外交政策的调整，使中国可以有效地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一心一意地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的国际影响进一步扩大，在国际事务中处于更加主动的地位，有效地捍卫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安全。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党对于中国国情的认识更加深刻，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更加明确。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明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明确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1987年IO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式代表1936名，代表全国4600多万党员。大会批准了赵紫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的《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修正了党章的部分条文，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十三大的突出贡献，是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大会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基本依据。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这是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这个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存在，但不是主要矛盾。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赔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重大贡献。
根据邓小平提出的设想，大会确定了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二十士纪中叶，城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大会对十二届三中全辎出的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洲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不同。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大会还提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俪积极性的领导体制。
党的十三大高度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强调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脆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鞭道路、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触性飞跃。大会还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新道路的历史经验作了初步概括，并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方面，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作了归纳，从而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了比较清晰的轮廓。
党的十三届一中全锁举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乔石为中央纪律检胶员会书记。
1988年3月至4月举行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杨尚昆为国家主席，万里为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李鹏为国务院总理；选举邓小平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虽然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从中央领导岗位的第一线退了下来，但是他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仍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关注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为党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发展发挥着指导作用。
十三大后，党领导全国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努力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1984年到1988年，我国经济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的飞跃时期。国民生产总值从7171亿元增加到14928亿元；国家财政收入从1642.86亿元增加到2357.24亿元；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从3376.4亿元增加到7440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从535.5亿美元增加到1027.9亿额；实际利用外资27.05亿美元增加到102.26亿美元。展现了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改革和发展相互促进的生动局面，整个国民经济提高一个新水平。
在加速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主要是物价波动较大，通货膨胀加剧，重复建设严重，经济发展过热。1984年到1988年国民收入只增长70％，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14％，城乡居民货币收入增长200％，投资和消费的增长与国民收入增长的比例严重失调。1988年夏季，在经济秩序特别是流通秩序的混乱状况没有得到扭转的情况下，中央宣布放开大部分商品价格，实行价格改革“闯关”。但这一决策未能充分考虑国家、企业和群众的承受能力，结果诱发全国性抢购风潮，影响了社会的安定。为扭转严峻的经济形势，1988年9月，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用一段时间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扭转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的态势，创造理顺价格的条件，更好地推进改革和建设。根据这一决定，国务院相继采取一系列治理整顿的措施，压缩投资和消费需求，加强对物价的调控和管理，整顿经济生活特别是流通领域中的各种混乱现象。经过一年左右的治理整顿，取得初步效果，一度过旺的社会需求开始得到控制，过高的工业生产速度有所回落。
正当治理整顿工作需要进一步推进，以解决一些深层次问题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进程却受到严重干扰。
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势力有计划地通过种种渠道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政治渗透，竭力支持和扶植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八十年代末，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出现动荡。西方敌对势力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通过多种渠道对中国施加影响，使国内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受到鼓舞。由于在一段时间里，党内少数领导同志在推进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缺乏一贯性，忽视党的自身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受到削弱，少数干部中滋生了相当严重的腐败现象，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致使一度收敛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再度泛滥。1989年春夏，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利用党在工作中的失误和人民群众对物价上涨，特别是对一些干部中腐败败现象的不满情绪，进行煽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他们借群众悼念胡耀邦逝世这件事。大肆散布谣言，掀起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并在北京地区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占据天安了广场、冲击党政首脑要害部门，制造反革命暴乱。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党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坚决有力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并采取果断措施，在6月4日一举平息反革命暴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6月9日，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并发表讲话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决定了的。他要求全党，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察一下未来，对的要继续坚持，错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他以斩钉截铁的语言阐明了当时必须作出明确回答的重大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没有错；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党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鉴于赵紫阳在制止动乱的关键时刻所犯的严重错误，以及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由于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给党的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失，全会决定撤销他所担任的党内一切领导职务，并对中央领导机构部她员进行调整。全锁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常委会由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娜。江泽民在会上表示：这次中央领导核心虽然作了一些人事调整，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顺。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蛐两句话：一句跳定不移，毫不动摇；何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通过这次全会，党中央明确宣告，党的基本路线和十三大的决策，绝不会因为发生这场政治风波而动摇，从而使党在惊涛骇浪中坚持了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航向。
在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和全会以后不小平多次郑重提出：现在要真正建立个新的第三代领导。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必须有一个核心，要有意识地维护这个核心，就是江泽民同志。他强调：中国的问题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他一锻示：新的领导班子一经献有鹏的工作，我就不再过问。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邮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新的领导要一切负起责任，放手工作这。“就是我的政治交代”。
1989年9月4日不小平向中抛治局正式提出辞去中共中解事委员会主席懈的请求。两个月后，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批准邓小平的这一请求，同时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全会认为不d严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在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他多年来一再提出的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的夙愿，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广阔胸怀。全会对他身体力行地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作出表率，表示崇高的敬意。
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五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顺利交替，保证了党的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国家的稳定，使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能够继续前进。这是党在政治上高度成熟、组织上坚强有力的明证。
在1989年11月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后，党中央把一度被延误的治理整顿工作重新提上日程。这一腿治理整顿大体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在调整结构的同时，以启动市场，争取经济适度发展为侧重点。第二步是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重点逐步转到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上来。根据这一部署，国务院从1990年底开始，陆续采取了一系列督促企顺高效益和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措施。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方面也作出不少新的重大决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上海浦东的开发。1990年4月，上海浦东开始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浦东的开发开放迅速启动，在全国人民的支援和上海人民的努力下，浦东地区奇迹般地崛起成百座高楼大厦和其他现代化设施，成为国际化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之一。上海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五年内翻了一番，等于再造了个上海，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和取得显著成就的重要标志。
经过全国人民三年的努力，到1991年底，投资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的局面有所缓解，通货膨胀得到控制，流通领域混乱现象得到整顿，经济秩序有所好转。农业生产连续两年丰收，扭转了前四年的徘徊局面。工业生产从1990年下粹开始逐步恢复到正常年份的增长速度。1991年外商直接投资达119．77亿美元，比1989年增长一倍多。外贸实现顺差。这样，治理整顿工作以取得显著成效而基本结束。
在对外关系上，中国成功地挫败了国际反华势力企图扭转中国社会主义方向的图谋。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以美国为首的酉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多方施加压力。九十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低潮。旧的世界格局被打破，新的世界格局尚未形成。世界力量对比严重失衡，中国面临着极大压力和考验。对于这一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s小似时作出跳撕，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战略策略方针。他特别强调，中国自己要稳住陈脚，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国际舆论压我们，要泰然处之，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只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在上述方针指导下，中国在国际上坚持原则，顶住压力，利用矛盾，多做工作，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不断开拓对外工作的新局面。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积极发展了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传统友好合作，实现了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的顺利过渡，并同原苏联各共和国和东欧国家建立或发展了正常关系。从1990年下半年起，一些西方国家开始逐步改善同我国的关系。这年7月，日本政府恢复对华贷款。随后，西欧国家恢复对华政府贷款、经济合作与科技交流等／0月，欧洲共同体外长会议决定取消对华“制裁”中缆系也逐步得到改善，两国外长进行了互访，并就保护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协议。到1992年，中国已同15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贸易、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这样，西方国家的“制裁”终于破产。它们没有达到使中国屈服和孤立的目的，反而使中国赢得了更加有利的国际环脚周边环境。
在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推动下，到1990年底，“七五”计划胜利完成。当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74O0亿元，国民收入达到14300亿元，均超过计划规定的指标。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向小康社会过渡。这意味着，十三大确定的经济发展“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目标，已经提前实现。1990年12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年规划，并提出了勺二五”计划的削。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受住严峻稍后，更加扎扎实实地向前迈进。
